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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新高地(2)

时间:2020-03-30 04:21来源:广州日报 作者:Doctor001 点击:
以创新发展体系实现突破性发展 广州日报《理论周刊》:《若干规定》作为以广州市政府名义发布的2020年第一份规范性文件,为广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释放出哪些信号? 李予强:《若干规定》意在提升广州产业政策协同水


  以创新发展体系实现突破性发展

  广州日报《理论周刊》:《若干规定》作为以广州市政府名义发布的2020年第一份规范性文件,为广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释放出哪些信号?

  李予强:《若干规定》意在提升广州产业政策协同水平和综合竞争力,集中资源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。其中,重点在于着力解决行业“痛点”,补齐协同发展短板。去年起,广州就强调生物医药产业的“全产业链融合”。广州的医院、生物医药企业、科研院所在各自领域都非常有特点,但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不够多。

  也就是说,广州生物医药产业的要素齐聚,但相互之间融合仍有待提升。总的来讲,广州的创新药相比其他一线城市还有提升空间。《若干规定》鼓励临床能力的建设,鼓励创新平台建设,鼓励创新药品种,鼓励本地机构之间的联合,让创新链条更完整完善、各个环节结合得更紧密。这也是在业界树立一种意识,要把“家门口”的创新资源用好。

  马仁强:广州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,但总体来看,这次《若干规定》更为特殊,一是及时应对当前疫情的现实情况。二是力度更大,具体体现在《若干规定》的各项优惠补贴上。如果这次《若干规定》能落实好,对广州生物医药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都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,对未来处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能起到很大帮助。

  广州日报《理论周刊》:广州生物医药产业的格局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改变?

  李予强:生物医药产业特别依赖政策。而现在所有的政策都在倒逼企业、科研人员往创新的路上走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施以后,科研人员、科学家会更专注于自己的创新,生产、销售、流通领域则会出现专业的公司,创新的专注程度和效率会大大提高。

  未来,专业化会促使规模化的形成。通过金融、资本等方面的合作,大型医药集团企业便会产生,逐渐做大。这也是广州未来诞生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的机会。通过收购、兼并、重组,整合会加快,医药公司会向器械公司转型,器械公司也会陆续涉足医药领域,推动多元化发展。

  广州生物医药产业细分领域中的“单项冠军”不少,但对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城市来说,仍需努力。这方面,广州要把本土培育和引进“双结合”,尽快打造出超大型的生物医药龙头企业。

  马仁强:从全产业链创新的角度来看,我们不能只关注快速研发出一个新药品,然后变现。我们还要从更高的角度来看,打造科学的全产业链对接机制。所谓全产业链,可以理解为从前端的基础性研究到后端的应用性开发。其中,应用性开发又分为药物筛选和药性评价。这就涉及药物研发、临床试验以及药品生产等过程,需要让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和企业之间加强对接。

  以中医药产业来说,除了开发新药品外,广州还可以牵头规范中药质量品控和药性评价,加强中医临床研究。特别在这次疫情中,中医药治疗发挥着不俗功效。但要让更多人去了解和接受,一方面,需要在前端展开更多探索性研究,让中医药更加科学;另一方面,需要政府善于引导,鼓励开展基础性研究,鼓励在共性、关键性以及前沿领域聚焦重大医药研发课题。

  抓住临床研究的“牛鼻子”

  广州日报《理论周刊》:临床试验是创新药品上市过程的关键环节。接下来,广州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医疗机构开展临床研究“松绑”。怎么评价这一系列措施?

  马仁强:临床研究好比把实验室搬到病床,目前很多科学问题都是从临床问题中提炼出来的。如果临床试验不畅,反过来会成为新药研发的瓶颈。目前,临床研究除了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外,还存在医院和医生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增加一张临床试验病床的经济收益,不如增加“一张病床”来得直观。另一方面,由于缺乏支持临床研究的有力政策,医院的考评机制不明,相关研究经费较少,医生参与临床研究的积极性并不高。《若干规定》指出,不把临床研究病房纳入医疗机构床位数管理,对临床研究床位予以补贴,并建立第三方机构运营的创新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中心。这些措施能逐步提高临床研究效率和质量,从而激发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与发展。

  李予强:广州有条件抓住临床研究的“牛鼻子”。打通医院和药企协作的创新链,要结合实际,从科研上打通。广州有61家三甲医院,科研水平比较高,临床基地比较多,但在广州开展的临床试验中,本地创新又比较少,二者不匹配。

  所以,接下来,临床研究要从制度上给予引导,要让整个医疗体系重视临床研究。临床研究的提升,会提升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水平,也会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环境。广州有好的PI(Principle Investigator,即首席研究员、学术领头人),有好的临床研究服务体系,会吸引一大批创新成果来进行临床试验。我们期望能通过这种方式,把更多创新成果留在本地展开产业化。

  刘法锦:生物医药产业对政策的依赖性,远远高于其他产业。在科技政策与科技人员关联性方面,要加强政策研究。要让科技政策落到科技人员,特别是科研院所核心人才、科研项目带头人的头上,充分调动他们的创新积极性。科研院所核心人员、科研项目带头人有资源,组织协调能力强,需要得到更大力度的激励。

  广州日报《理论周刊》:对涉及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公共技术平台、高端产业化项目等,《若干规定》强调“一事一议”给予支持。对此,您有何建议?

  刘法锦:广州打造“三地”,要强化技术创新能力,加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。特别围绕现代中药的关键领域、关键环节和关键技术,广州需要加强研究。譬如,对药物的研究,对中药辅料、新剂型的改进和开发,现在做得还比较少。

  现在的创新服务平台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一个单位来运行,但不同高校、科研机构的创新服务平台有社会属性,这些平台之间的分工不清晰,协作效应不明显。这方面需要有更好的体制机制,鼓励创新服务平台协同展开科技攻关,更好地服务于“三地”建设。我认为,广州可以更多布局建设中医药产业园,围绕产业园区来梳理创新链条,把不同单位的创新服务平台整合起来。 (责任编辑:Doctor0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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